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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夏提:在自责与内疚中的挣扎

3月31日,大约是下午,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突然手机响了,拿起电话,是《纽约客》杂志记者打来的。

寒暄过后,记者似乎有点犹豫,然后他说:“有一件事,我想在文章发表前告诉你,以便你思想有个准备。”我感觉心提到了嗓子眼,没有说话,静静的听着。记者顿了一下:“你在听吗?”

“我在听,你说。”

“是这样,根据我们和证人的调查采访,确认你大妹妹、二妹妹及她的丈夫和大女儿,都在奎屯集中营。你的二妹妹有心脏病,经常晕过去;每次,警察都不让任何亲人靠近帮忙,直接把你妹妹拖走;你大妹妹也似乎精神上已经垮了。你在听吗?”

“我在听”,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变了,有点颤抖。

“根据证人,集中营领导当众对你妹妹说: ‘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哥哥。等你哥死了,你们的问题才能结束。’”

记者后面的安慰话语,我只是机械地回答:好好,没有事,你放心。放下电话,我不知道自己呆坐了多长时间,想哭,又哭不出来;心在痛,那是一种沉重钻心 的疼。

警察那句话不断在我耳边响着:“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哥哥。等你哥死了,你们的问题才能结束。”我活着,父母亲人就是中国政府的人质,家破人亡;中国政府在监禁折磨我父母亲人的同时,也在精神上监禁折磨我这个逃亡者!

大妹妹和我最要好。在国内时,每次我去拜访她,她都会往我口袋里塞一些钱,说你一个教书匠工资不高;我知道你喜欢读书,这是给你的买书零钱。我逃往一年多,她和丈夫离异,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特别不容易。

因而,我到美国,收入稳定之后,给她寄过几次钱和包裹。到后面,她婉转地告诉我,取钱变得非常麻烦。我明白了。后来她女儿想要个手提电脑,她拗不过女儿的求情,问我能否寄一个电脑。我说行。

我到处打听,得知一位在德州的朋友要回国探亲,我要他帮我带过去,他答应了。我就在网上订购了一个手提电脑,直接发到德州朋友家。朋友拿上电脑,连包装都没有打开带到了乌鲁木齐。

后来辗转得知,在机场等着的外甥女拿上电脑后,感谢完朋友走出机场,就有两个警察将外甥女带到了什么地方。我仅得知,外甥女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至于一段时间是几个小时,还是一两天,或者是一两周,我不知道。

2014年8月15日,妹妹被从家里带走。我仅知道,她的家被翻了个底朝天,甚至小外甥的台式电脑也被带走了;而且,警察通过二妹妹带话给我:让你哥停止活动,否则……。自此,我和三个妹妹的联络完全被切断。

我二妹妹干脆利索、泼辣,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她的汉语也非常好,性格也和我差不多,眼里容不得沙子,一旦遇到不公平就会不计后果站出来。她在铁路上工作,而铁路是一个完全由汉人垄断的中央企业,歧视是赤裸裸的,因而二妹妹得罪人不少,包括领导。

二妹妹最大的罪过,我猜,一个是她竭尽全力试图保护胆小怕事、却因我而摊上了政治大事的大妹妹;二是因她非常自豪有个敢挑战权威的哥哥,而且她曾经在很多场合公开表达过她的这种自豪。

自从大妹妹被抓捕,我就有一种负罪感,总觉得自己毁了大妹妹在艰难挣扎中试图维持的家庭!

2016年,当母亲在最后一次的电话里告诉我:你三个妹妹的儿女,大学毕业也都没有一个找到工作的;你大外甥女找到了工作,几个月后也被莫名其妙解雇;我们的麻烦太多了,儿子,你父亲早逝也是因受不了你弟弟被杀、你妹妹被抓的双重打击呀!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愿真主保佑你,儿子。

母亲最后的通话一直折磨着我,自责、内疚,尽管我知道是中国殖民政府无耻,是殖民政府如黑帮绑架我的亲人,拿他们做人质,但始终也无法摆脱对亲人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在从内心吞噬我的生命。

几个月前看过一部反应犹太人大屠杀的影片,片名《莎拉的钥匙》,讲的是1942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警察开始抓捕、驱赶犹太人。当警察来莎拉家要带走他们时,天真的莎拉将其年幼的弟弟藏到壁橱,上了锁,钥匙拿在手上,她以为他们还能回来。但极其不幸,被迫与父母分离的莎拉九死一生逃离儿童集中营后,在好心人帮助下辗转回到巴黎来拯救弟弟时,她剩下的唯一亲人——弟弟,早已饿死在了壁橱里。

尽管在一家好心法国人的帮助下,莎拉最终躲过了纳粹迫害,熬到了巴黎解放,但她始终无法原谅自己,一直生活在抑郁之中。那种负罪感、自责和内疚折磨着她。

后来,大概是为了摆脱法国生活的阴影,她告别养父母,移民到了美国,也找到了一个好丈夫,也有了孩子。但是,她未能摆脱折磨着她内心的负罪感、自责和内疚,最后她选择了开车撞车自杀,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对她极其残酷无情的世界,去寻找她可爱的弟弟和消失在大屠杀集中营的父母。

不幸,今天的维吾尔人在以另一种形式,在被迫经历犹太人莎拉的惨剧。尽管维吾尔人还没有弟弟被锁到壁橱里饿死的惨案报道,但因父母被抓捕关押,无人照看年幼的孩子,而被冻死、被淹死维吾尔儿童的报道,已经有几例。

我三个妹妹,大妹妹有两个孩子,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是否还活着;我只知道自大妹妹2014年被抓捕,她的两个孩子就在失去父母的艰难困苦中,挣扎生存。

我二妹妹的两个孩子通过《纽约客》记者知道,她的大女儿和他们在一起,在集中营;小的不知下落。

我的小妹妹也是两个孩子,她和母亲生活在哈密。现在,大人、孩子都不知道下落,也不知道是否还活着。

尽管我知道,父母、弟妹的家破人亡首先是因为他们生为维吾尔人,就算是我顺从了中国政府,今天无差别大规模抓捕关押维吾尔人,包括抓捕那些曾对共产党忠诚的维吾尔人,再一次证明,极大的可能我和亲人们一起也同样逃脱不了集中营、死亡。

就如犹太人莎拉,她的弟弟,即便没有饿死在莎拉藏起来的壁橱里,可以肯定,也逃不过纳粹的集中营、毒气室。

然而,我们海外的维吾尔人也都如影片中大屠杀幸存者莎拉,仍然无法摆脱那种内心深处的负罪感、自责和内疚。因亲人的失踪、被抓捕,本来就让我们海外维吾尔人生活在家破人亡的悲哀中;而被中国殖民政府倒打一耙,指责成其亲人被抓捕是海外维吾尔人的追求自由、尊严和寻亲控诉,成了伤口撒盐,加深了每一个维吾尔人精神上的折磨。

漫漫长夜,有多少维吾尔人的儿女、父母在默默地哭泣;漫漫长夜,有多少维吾尔的儿女、父母辗转难于入睡;漫漫长夜,又有多少维吾尔的儿女、父母在无法摆脱的负罪感中,挣扎于自责与内疚。这痛苦,这折磨,这个中滋味,只有经历之人知道。

我不会如大屠杀幸存者莎拉一样撞车自杀,但这负罪感、自责和内疚的精神折磨,却也在慢慢消耗我的精力,在慢慢吞噬我的生命。我们逃亡者、幸存者,就我个人而言,只为期盼中与家人团聚的最后奇迹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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