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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gen jacn
05 六月 2014

民族主义足以毁灭国家

 

信力建

所谓“民族主义”,一般是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它应该是一把双刃剑:在凝结民族共识形成国家主权方面,它有正面作用;然而,过度的民族主义也可能导致与其他民族的尖锐冲突而最后伤及自身——前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解体就是例子。

南斯拉夫的前身是一战后成立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二战后,铁托再次将各民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建立起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又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马其顿和黑山6个加盟共和国,以及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2个自治省组成。20世纪6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实行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创立了自治的社会制度,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1979年南斯拉夫的人均GDP已达到2635美元,老百姓有自己的住房、汽车,每一个国民平均每两年就要出国旅游一次,在当时东西方集团严重对峙的冷战时期,南斯拉夫百姓的生活令东欧各国羡慕不已。

然而,潜伏其中的民族主义却是这个国家的致命伤。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人口中20%为克罗地亚人、36%的塞尔维亚人、剩余的44%主要是斯拉夫穆斯林、匈牙利人、黑山族、阿尔巴尼亚族等。南斯拉夫一次大战后才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匆匆拼凑起来的。能从二次大战后一直维持统一到80年代末,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总统兼共产党总书记铁托是克罗地亚人,而不是占人口多数的塞尔维亚人。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并不是很愿意与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共组国家,但是铁托毫不留情地镇压自己民族的分离倾向,至少保证了各民族表面的团结。同时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就是出于对这种民族主义的警惕,铁托在去世之前10年,就开始准备后事。1970年,他建议成立联邦大主席团,南斯拉夫联邦的6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和蒙特尼哥罗)和两个自治省(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伏伊伏丁——匈牙利人)各有一成员,由当地选出。大主席团主席由6个共和国的总统轮流担任。两个自治省在名义上属塞尔维亚,不担任主席一职。这一安排在1974年写入宪法。同时,他把很多权力下放给联邦各共和国。铁托希望,在他身后,各民族间的权力平衡能够继续维持南斯拉夫脆弱的统一。

形势比人强。铁托一死,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刀锋开始发威。随着多党制的实施,南共联盟一党掌权40余年的局面被打破,到1990年底,南斯拉夫总共有248个政党。1990年,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地方选举后,克罗地亚政权被民族主义政党所控制,而塞尔维亚共和国仍由共产党(后改为社会党)人掌权。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上台后,先是取消伏伊伏丁的自治,在1989年又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加上塞尔维亚与蒙特尼哥罗的传统关系,他实际上控制了大主席团一半席位。铁托精心设计的权利平衡被米洛舍维奇精心摧毁了。别的共和国当然不干,克罗地亚新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境内塞族人感到不安。1990年底,克新政权颁布新宪法,更引起塞族人的不满。1991年初,克当局突然收缴塞族聚居区警察(大多为塞族人)的武器,3月双方正式交火。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单方面宣布退出联邦。开始的时候,西方各国还是很慎重的。但是德国有几百万克罗地亚人,他们游行请愿,要求德国政府带头承认,克服了邻国种种疑虑。

1990年刚刚重新统一的德国,在公众感情上很难拒绝克罗地亚人的民族权利,德国甚至准备单独行动,于是欧盟被拖着承认了斯、克两国,美国接着跟进。斯、克两共和国宣布独立后,在南斯拉夫引起连锁反应,另有一些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战后重建的南斯拉夫联邦制国家已逐渐解体。1991年7月7日,斯、克两共和国虽然同意推迟3个月执行其“独立”决定,但实际上并未放慢独立步伐。10月8日,两共和国正式宣告独立,并表示与南斯拉夫联邦“断绝一切联系”。1991年10月15日,波黑共和国议会通过了《波黑主权国家问题备忘录》,强调波黑是“主权国家”。11月20日,马其顿颁布新宪法,宣布马其顿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南斯拉夫6个共和国就有4个宣布独立了。南斯拉夫至此彻底崩溃。

南斯拉夫崩溃后民族宗教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内战开始迅速蔓延,最激烈的因该是前加盟共和国波黑的内战。波黑共和国位于南斯拉夫中部,同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相邻。在436万人口中,穆斯林族占43.7%,塞尔维亚族占31.4%,克罗地亚族占17.3%。波黑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领导人为满足欧共体承认其独立提出的条件,于1992年2月29日至3月1日就是否赞成波黑为独立主权国家进行全民公决。这一公决得到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的赞成,而遭到波黑境内占人口31.4%的塞族人的坚决抵制。正当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全民公决进入尾声时,在萨拉热窝教堂举行婚礼的塞族人被暴徒枪杀,激起了塞族人的公愤。3月1日,投票结果公布,有过半数的波黑公民赞成波黑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夜间,武装的塞尔维亚平民在萨拉热窝以北120公里的图兹拉,以及波斯尼亚北部布尔奇科至比耶利纳的公路、特尔诺沃至福查的公路上设置路障,武装冲突由此开始。正当战火在波黑境内蔓延之际,欧共体国家和美国分别于1992年4月6日和7日宣布承认波黑为独立主权国家,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使波黑内战骤然升级。随即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宣布为独立国家。穆斯林、克罗地亚族同塞尔维亚族为争夺地盘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波黑内战的爆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国际社会为寻求内战的和平解决,一招接一招:经济制裁、人道主义援助、美国的空投、北约禁飞区、5国安全区、北约最后通牒和空袭等。和平计划也是接连不断:万斯—欧文和平计划、美国6点计划、5国方案、“三分波黑”方案、欧—斯和平计划、“联邦加邦联”方案等,都毫无结果,波黑内战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1992年4月28日,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两个留在前南斯拉夫的国家宣布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改名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联合国于1992年9月22日阻止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继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南斯拉夫直到2000年11月1日才重新加入联合国。2003年2月4日,该国又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塞尔维亚和黑山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2006年5月21日,黑山举行了独立公投,55.5%的投票者支持黑山独立。黑山于2006年6月3日宣布独立。在科索沃,自1999年之后,科索沃就处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管理之下。科索沃于2008年2月17日宣布独立,不过塞尔维亚拒绝承认,在国际社会也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

再来看苏联。苏联解体,原因很多。但不少人都认为民族主义是其中最不能忽视的因素。出生于苏联格鲁吉亚、后来移居法国的斯大林问题专家埃莱娜•卡雷尔•唐科斯就认为民族矛盾将最终拖垮苏联。在其所著的《分崩离析的帝国——苏联国内的民族反抗》一书中,坚持认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是民族问题,正是苏联的民族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使苏联分崩离析。

要分析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应该先看看俄罗斯历史上民族主义的发展。一般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有两个主要部分:一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使命感,即弥赛亚意识,一是他们对斯拉夫特性的界定。俄罗斯民族主义认为俄罗斯民族生来就担负着弥赛亚使命,对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这一方面与它的斯拉夫特性有关,同时与俄罗斯民族整合的特殊道路,也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发展道路密不可分。在沙皇帝国扩张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不断发展,并在19世纪在面临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斯拉夫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俄罗斯民族主义在理论上的完成。这一思想在抵制西化思潮的侵蚀,树立俄罗斯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前苏联也正是因为继承了这种民族主义,在组成庞大的苏联帝国的同时,也为其七十年后的解体埋下了伏笔。当时,有着120多个民族的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俄罗斯人经常被少数民族指责为有殖民倾向,搞大俄罗斯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而俄罗斯人则认为,多年来是他们承担着对其他民族的义务,而最后却是自己吃力不讨好,反而被人抱怨,由此产生了一种想分家单干的思想。第二是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和加盟共和国内部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第三类矛盾是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严重。

斯大林一直被认为是苏联民族问题的专家,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发表过俄国民族问题的专著。在“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框架下,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包括以下几点:认为民族问题属于从属性的问题,“决定俄国进步的命运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民族问题是有阶级性的,不同时期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民族问题,甚至要“用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承认民族自决权,实行区域自治,但是反对用联邦制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赞成民族平等,为少数民族制定特殊的法律以保护他们的自由发展。由于斯大林占据苏联最高领导位置长达30多年,因此与列宁对民族问题的认识相比,斯大林的主张对苏联民族政策的制定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其中有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苏联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如实现民族间的政治平等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等,但是也导致了更多的民族矛盾。在一定意义上,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即导源于斯大林时代。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开始了被称为“新思维”的社会改革,不过民族问题并没有进入戈氏改革的范畴。因为在民族问题上他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等持有同样的观点,即认为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关系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对民族问题的漠视导致加盟共和国对中央的不满和抱怨越来越多,而戈氏改革的“公开性”则为释放这些不满和抱怨提供了渠道,民族主义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快速形成的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有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覆辙在前,宣传民族主义极易带来各民族的分裂,如饮鸠止渴。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避免因民族问题而导致的国家动乱,显然不是一件可以等闲视之的小事。

(文章原创于2013年7月)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3109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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