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十二月 2015

政治十年一变（东部论）

东部论

——读刘亚洲《西部论》後的思考
刊2010-10-1香港《前哨》月刊

严家祺

2000年1月1日，在公元後的第三个“一千年”来临前一年的第一天，我在香港、巴黎等报刊上发表了《展望第三千纪》一文。这篇文章谈到政治、社会、人类文明、生物物种、地球地壳有不同的变动速度。“每隔十年，可以看到政治变化；每隔百年，可以看到社会变化；每隔千年，可以看到文明的变化。以千年作为时间标尺，还看不到物种变化，更看不到地壳变动。” （见《世界周刊》2000年1月第1期）

政治十年一变

二十世纪的中国，每隔十年，政治都有大的变化。1909年，年仅4岁的溥仪继承皇位，两年後，清王朝灭亡。1919年，北洋军阀掌握着北京政权，这一年爆发了五四运动。1929年，国民党以“训政”名义实行“一党专政”。1939年，中国正处在“八年抗战”中。1949年，共产党掌握政权。从1959年到1969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持续的政变”，把共产党一党专政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1979年，中国政治出现“解冻”，北京和华盛顿建立了外交关系。1989年“六四大屠杀”又一次改变了中国。“六四”後的中国，中国在“一党专政”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贪污腐败、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近二十年来中国实行“高压政治”，维权运动风起云涌。“高压政治”必然走向反面，未来的中国将会出现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
“政治十年一变”是一个大致的说法。有时会七、八年一变，有时会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变。最近读到刘亚洲的《西部论》（见《凤凰周刊》2010年8月5日），刘亚洲不仅认为“以十年为度，可见政治兴衰”，而且，他预言在中国“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
100年前的今天，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中，孙中山和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都看清了清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辛亥革命100年後的今天，正在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民主党人和许许多多青年已经看清了中国民主化和政治变革的大趋势，而且奋不顾身地投身这场大变革。刘亚洲作为一位研究战略问题的军事将领，以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也看清了中国民主化和政治变革的大趋势。刘亚洲的《西部论》的发表，将引起愈来愈多的人对中国发展战略和中国前途的思考和讨论。
《东部论》认为，国家发展战略有三个层次，开发西部固然重要，但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战略重心仍在“东部”，而且首要问题不是地缘政治问题，而是国家体质问题。

一个目标，三个层次

国家发展战略有三个层次，一是如何改善和提升国家的体质？二是有关地缘政治和对外关系的战略考虑。三是开辟什么样的新产业或新发展领域？
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来说，发展战略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发展战略就是“西部论”或“西进运动”，开拓西部疆土。今天美国的发展战略是发展信息和航天事业，推动信息科技革命，掌握制天权。对今天中国来说，发展战略是“一个目标”——建设民主、统一、富强、文明的中国，“三个层次”需要齐头并进，今天中国发展战略的第一层次是“改善国家体质”，第二层次是“东部论”或“东进运动”，第三层次是推动“能源科技创新”和“信息技术革命”。

“改善国家体质”是中国头等大事

就像人的“体质”有健康、不健康和有某种疾病一样，“国家体质”也有健康、不健康和患病之分。在人类历史上，专制国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显得十分强大，但专制制度下的皇位更迭和权力争夺，经常会使一个“强国”迅速衰败。在一些西方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後，专制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迅速暴露了它的软弱无能和外强中干的体质。在近现代，专制国家无法长期保持政治稳定，专制国家的内外困境，一定会使“暂时强大”的状况迅速走向反面，暴露出它体质衰弱的本质。
2008年爆发的金融风暴暴露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中国由于至今尚未开放资本市场，在全球金融风暴中没有受到严重冲击。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一些人产生了错觉，以为专制的中国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可以超过美国，跃上世界“第一强国”地位。建立在这样基本问题的错误估计上的“发展战略”，主张中国大力发展军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如果按这样的“中国梦”，实行起这样的“发展战略”，就会像毛泽东的“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那样，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体质”刚刚从“东亚病夫”恢复过来，仍不健康。近代以来，当欧美国家有了民主法治後，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就暴露出它的严重缺陷和弱点。十九世纪中国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完全是中国专制制度的不良体质造成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家天下”的专制制度为“党天下”的专制制度所代替，辛亥革命并没有消除中国的专制制度。近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专制制度下的“新自强运动”，虽然经济和军事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但今日中国仍然是“外强中干”的“体质不良”的巨人。
与中国相比，美国有良好的“国家体质”。金融风暴给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失业和后果，但并没有损害美国的制造业农业基础，没有改变美国“国土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的状况，金融风暴暴露了美国金融体制的严重弊端，但并没有改变美国在全球金融业中的地位。金融风暴没有动摇美国的政治制度，更没有造成美国的政局动荡。
中国“国家体质”的病弱表现许多方面。由于没有民主，人民权利不受保障，最高权力不由民意产生，党和政府权力不受限制，缺乏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正如刘亚洲在《西部论》中说：“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有没有民主，是“国家体质”是否健康的基本标志。

专制国家有时显得很健康、很强大，但这是表面现象。民主要解決的是各級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如何按民意定期地和平更迭的問題。民主政治，不僅是議會政治，而且是程序政治、政黨政治、責任政治、多元化社會的政治。在兩次選舉之間，公民可以通過形形色色的中介渠道，如利益集團、地區組織、社會運動來對議會和政府施加影響。在多元化社會中，各個黨派、各個利益集團在今天因共同觀點或共同利益結成了聯盟，在明天，因利益的變化而發生解體，新的聯盟重新形成。愈是多元化程度高的民主社會，愈難形成固定的、長期的政治分裂。民主就是政府與人民之間這樣一種和平的互動關係，政府按人民多數意願、按程序更迭，政府的政策以和平方式按民意得到調整。我在2006年香港出版的《霸权论》一书中说：“縱觀人類史可以看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制度，如果長期不能滿足這個國家中有重要影響的集團——無論是種族的、民族的、宗教的、階級的或經濟原因形成的集團——重大而迫切願望的話，那麼這個國家或地區易於發生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行為，從軍事政變、暴動到內戰。”民主提供政治上的動態穩定，提供政府更迭與政策轉變的平穩機制。民主無需通過有組織的暴力、政變與革命，也無需通過無窮盡的「上訪」，而通過人們大致滿意的程序來尋求公平與正義、來完成政治與社會變革。中國從來沒有這樣一種維持「動態穩定」的機制，因而不斷發生「治亂循環」這種現象，在「繁榮盛世」時根本看不到潛藏著的嚴重危機。
如果說，馬克思時代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國際事業的話，那麼可以說，民主主要是一個國家的事，主要不是國際事業。當然，民主思想的傳播不受國界限制，爭取民主也需要國際聲援，但民主歸根到底是一個國家內部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問題，是人民握有對政府權力的最終控制權的問題。
法治与民主不是一个概念，所谓“法治”，是指“法的统治”，公民的权利受到法律保障，政府的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今天的中国有法律而没有法治，宪法中有关公民权利的条款形同虚设，得不到法律保障。报刊、电视和网络，在传播政治新闻时，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这种情况相当于“国家机体”的神经系统不健全。中国贪污腐败、“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使“机体”营养输送不均，身体有些部位过分肥胖，有些部位严重萎缩；加上空气染严重，使中国的呼吸系统有许多疾病，水污染也引发许多病变。中国的水资源、森林资源没有得到很好保护，导致水土流失和多种自然灾害。中国在发展经济时没有像美国那样为子孙后代着想，考虑到尽量保存石油和矿产资源。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就是这样建筑在耗尽中国国土资源和破坏中国的环境基础上的。
改善中国国家体质，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民主制度、实行宪政、厉行法治。其次，为了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发展地区多样性，中国有必要解除中央集权给地方的束缚，实行联邦制。联邦制也将有助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有助于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更好地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民主不能自动地造就国家的健康体质。中国国家体质的改善还需要在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教育、医疗卫生、儿童保护、社会福利、资源保护、国土规划、土地利用等方面作出规划，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

“西进”还是“东进”？

刘亚洲的《西部论》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探讨了“改善国家体质“问题，提出中国非进行政治改革不可。但刘亚洲《西部论》首先是讨论开发中国西部的战略目标和意义。刘亚洲认为，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能源安全，是“大国的命脉”。刘亚洲分析了新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国在中亚的存在”。他说：“新疆除了在地缘政治上占了鳌头外，还是支持中国二十一世纪持续发展的资源替补地。”“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代都更依赖能源矿产”，“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60%以上来自局势动荡的中东和北非，中国进口石油主要采取海上集中运输，原油运输约4/5通过马六甲海峡，形成了制约中国能源安全的“马六甲困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动脉不但就横在美国海军眼皮底下，甚至也要通过印度海军控制的地区，中国能源的脆弱性可见一斑。只有一个地方，既有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同时又不是极度危险、海外公民随时面临被绑架被恐怖袭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运输通道不易为任何其他大国掌控截断，这个地方就是紧邻新疆的中亚地区。”

刘亚洲主张与中亚国家积极建立能源合作，通过管道输送的方式从中亚国家输进石油。刘亚洲这一主张是正确的。为了更有利于合作，在我看来，“上海合作组织”应该“正名”，改名为“中亚合作组织”。我认为，地球温带和热带的许多湖泊区、大陆架和浅海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里海、中国东部的东海、南海都储藏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当里海油气田大规模开发时，刘亚洲提出的“中亚油气管道”对中国就更有重要意义。
从地缘政治和中国周边国际环境来看，二十一世纪前期中国的战略重点应在东部。刘亚洲说：“中国现代化一起步就来到海上，但刚到海上就被挡住，再也无力东进。东进既无路，遂有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我看来，发展战略，首先要有战略目标。目标既定，应当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去实现。
中国东进的第一步，就是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中国东进的第二步就是和平收复钓鱼岛。中国东进的第三步是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日本和平解决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争议，让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出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中国东进的第四步是与东南亚国家和平解决南海岛屿的归属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问题。中国东进的第五步，是从东北取得直接进入日本海的通道。同时，保持海上能源通道的畅通，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政治十年一变（东部论）

[图] 纽约世界日报2005-8-9严家祺《中日东海分界在冲绳海槽中线》
中国东进战略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要把传统的“陆地中国”变为“海洋大国”，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阻挡这一战略实现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至今侵占着钓鱼岛、并想占有东海中线以东、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属于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部分的日本。
我在《霸权论》一书中说：“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東海海底地形地貌，在琉球群島西側的沖繩海槽是中國東海大陸架沿伸的截止地。釣魚島在沖繩海槽西側，在中國東海大陸架上。在日本沒有改變心態之前，日本還會繼續無理地、違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企圖否定沖繩海槽是中日東海專屬經濟區的分界線，日本還會繼續無理地一口咬定所謂「兩國海岸線的中間線」為東海專屬經濟區的分界。在中國成為海洋大國的道路上，美國不是中國的障礙，而對二戰歷史至今抱著錯誤認識的日本政客只要當權一天，日本就是中國成為海洋大國的障礙。”
今天，中日海军军力的对比，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差不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实际上是19世纪清王朝末期的“自强运动”在20世纪的翻版。如果中日发生新的“甲午海战”，即使只是中日东海的“闪电激战”，战争的结局仍是中国海军的战败。

“两个目标”和“一个目标”的对比

刘亚洲在《西部论》中说：“想一想德国为什么迅速崛起却又两次在大战中失败，就能找到魏国为什么失败的答案了。我们只要打开地图仔细对比一番，就可以发现，魏国当时所处的位置恰好与德国在欧洲所处的位置相似，不过是方向相反。在地缘位置上，魏国和德国都处于强国林立的腹心位置，德国两次失败和魏国两次失败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缺少战略纵深的本土同时在两个方向遭到敌人的夹击。而当年的秦国，背靠着广袤的西戎诸国，进可攻，退可守，像极了苏联。新疆为什么重要？西部为什么重要？想一想战国时代一度崛起的魏国，想一想欧洲崛起的德国。”
从地缘政治看，魏国、德国的周边关系不过是“地区性的国际关系”，不是“全球国际关系”。今天中国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发展战略，更值得对比的是历史上法国“两个目标”和英国“一个目标”造成的不同后果。
18世紀是英法爭霸的世紀，也是英國開始確立世界霸權的世紀。1688年的光榮革命，英國實現了從專制制度向立憲制度的轉變，大大地改善了“国家体质”。從此，英國歷史上不再因爭奪最高權力出現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在這樣有「動態穩定」的政治環境下，英國工業革命順利而迅速發展，這又使英國必須大規模發展對外貿易。控制世界上的海上通道，擴展海外殖民地成了英國的國家目標。在西班牙衰落和英荷三次戰爭後，法國成為英國最強的敵人。在18世紀上半葉，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遠少於法國，僅限於大西洋沿岸地區和西印度群島一些島嶼，法國則佔有北美大片土地，從聖勞倫斯灣經路易斯安那到墨西哥灣。在印度，法國也比英國更有影響力，佔有更多土地。繼奧格斯堡戰爭後，法國與英國在18世紀發生了三次戰爭，即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3年)、奧地利皇位繼承戰爭(1740-1748年)和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戰爭。這三次戰爭，英國都挫敗了法國。
英法七年戰爭的戰場涉及歐洲、美洲、非洲和印度廣大地區。在七年戰爭中，法國的海上力量幾乎被全部殲滅，法國在北美的勢力也幾乎完全被清除。法國在七年戰爭中的失敗是國家目標上選擇的失敗。英國只有一個目標，即海洋霸權，英國不想在歐洲大陸稱霸，而法國卻有“东部”、“西部”兩個目標，既想在歐洲大陸稱霸又想在海外奪取和維持殖民地。在七年戰爭中，由於英國有強大的海軍，英國一次又一次地阻擋了法國通過海上對北美、印度的救援。如果七年戰爭中法國戰勝了英國，今日北美，也許法語比英語更佔優勢。

“海洋目标”和“陆地目标”的对比

“东部论”与“西部论”涉及“海洋目标”与“陆地目标”问题。当然，二十一世纪的大战略，已不仅仅是“海洋目标”与“陆地目标”问题，而首先是“太空目标”和“信息目标”问题。对现在中国来讲，两岸统一、收复钓鱼岛、开发东海大陆架、保持海上能源通道的畅通等“海洋目标”还是现实的、重要的目标。
从能源来源来说，刘亚洲谈到的中亚输油管道固然重要，但开发东海大陆架油气田、保持海洋能源通道对未来中国同样重要。
对比一下奥地利、阿富汗和俄国，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有没有“海洋目标”会有怎样不同的后果。
俄國在16世紀中葉，還是一個內陸國，就像今天阿富汗一樣。一個內陸國，怎麼會在三百年時間中，成了一個橫跨歐亞、瀕臨波羅的海、黑海、北冰洋、太平洋的大國？我們能設想，阿富汗、奧地利能象俄羅斯那樣嗎？能把一個小小的內陸國變成全世界有最長海岸線的大國嗎？
作為內陸國的俄國，多少世紀以來，把尋找出海口作為自己的國家目標。這種目標，似乎從未在阿富汗和奧地利這樣的內陸國中產生過。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在第一次失败后，等待160多年再次用武力夺取，终于如愿以偿。为了实现南出地中海的宿愿，在长达二个世纪的时间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战争。
俄國在追求自己的國家目標時，不想與歐洲強國爭奪土地，而把奪取弱國、小國或荒無人煙的地區作為目標。俄國在一個地方失敗，總想立即用對另一個較弱的地方的勝利來作補償。17世紀末俄國在南方的失敗，以18世紀初北方的勝利為補償。19世紀中葉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大敗，在無力向西擴張的情況下，掉過頭來向東擴張。

《五·一六协定》给中国的永远性损害

海参崴一带（包括纳霍德卡）是亚洲大陆北部海岸唯一不冻港区域。就在克里米亚战争大败後不久，俄国立即把侵略、扩张的矛头转向中亚和远东。1857年底，俄国非法在中国领土黑龙江流域设立以庙街为中心的「滨海省」。1858年，俄国用武力恫吓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中国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割给俄国，但居住在黑龙江北「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照旧「永远居住」，仍由中国管辖，俄国「不得侵犯」。条约还把乌苏里江以东直至海边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之地。
1860年夏，俄国人却强行侵占中国北部地区，把中国的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统治东方」。这一年，在英法联军攻到北京时，俄国又用武力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在划分边界时，俄国把中国的图们江和图们江以北的数千公里海岸线全部划归俄国，完全封死了中国通向日本海的出海口。
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与中国签订的多个边界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俄国割去了中国1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今天两个法国与一个波兰面积的总和。
毛泽东时代，中国有一个《五•一六通知》，江泽民当政时，中国有一个《五•一六协定》。《五•一六通知》引发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五•一六协定》使中国失去索回北方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权利。
在蒙古以东的中国北方领土有三大块，一块是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另一块是乌苏里江以东的「乌东地区」，有40万平方公里，还有一块就是库页岛。这些领土虽然被俄国侵占，但历届中国政府没有放弃索回权利，就是毛泽东曾口头上说不要收回沙皇占领的土地，但毛泽东非要苏联承认沙皇俄国据以侵占中国领土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毛泽东认为被占中国领土很难收回，但毛泽东自始至终没有主动与苏联人签约放弃索回国土的权利。“六四大屠杀”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谴责和制裁，看到东欧国家一个接一个“变色”，认为“一党政权”比“国土”重要，江泽民一上台，第一件大事就是跑到莫斯科向苏联表示友好，在1991年5月16日签订了主动放弃“收回被占国土权利”的《五•一六协定》，即《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给中国造成了永久性损害。
《五•一六协定》第一条说，“缔约双方同意，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完全没有提及中苏边界现状是历史上“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没有提及十月革命後列宁多次说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
《五•一六协定》第二条列出了三十三个界点，规定了中苏之间国界东段边界的走向。第三条则指明，第七界点至第八界点之间、第十界点至第十一界点之间的走向未定。这未定边界，就是黑瞎子岛少数地段，不到全部东段边界的3％。
《五•一六协定》第二条划定的97％的中苏国界东段边界，与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两个不平等条约沙俄政府强加在中国头上的边界一致。《五•一六协定》完全不分历史是非，没有指出上述两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却以这两个条约为基础，“明确和确定两国间的边界线走向”

《五•一六协定》第二条中三十三个界点所明确的边界，正是中国满清政府与沙皇俄国在签订不平等条约时定下的边界。当时，沙俄夺去中国北方领土时，绝不给中国留下一点“出海口”，使中国失去了海参崴和俄国为日本建输油管道的纳霍德卡等不冻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俄国谈判和签订《五•一六协定》、正式确定两国国界时，仍然对「出海口」无动于衷。《五•一六协定》第九条只是争到中国船只在“第三十三个界点以下的图们江通海往返航行”的权利。
海参崴以北的海岸，难以建成军港。俄国有了海参崴这一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就有了太平洋舰队。中国也就失去了从海参崴东出太平洋的通路。

21世纪中国的战略目标

20世紀是战争、革命和非殖民化的世紀，是共产主义兴起和衰亡的世纪。在殖民地國家一個接一個獨立後，西方世界的大國再也不把征服殖民地、擴張領土作為自己的目標了。在上世紀冷戰結束後，追求世界影響力和世界霸權的方式和手段發生了根本變化。
21世纪是全球化世纪，也是走向太空的世纪。21世纪国家不会消亡，国与国之间的太空争夺和太空合作将会提上日程，在21世纪，海洋开发必须与太空开发并举。
在21世纪，民主化是全球的大趋势。而今天专制的中国，已成为一个依靠警察暴力统治的国家。中国今天的“稳定”，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刚性稳定”。对人民的不满用暴力镇压，必然引发暴力反抗。“刚性稳定”的背后，就是政变和各种可能的突变。然而，一个国家的明天，不能寄托在政变和突变上。罗马、巴黎、上海和高速公路网不是一天中建造出来的，国家的实力也不是一天提升的。法国推翻专制王朝的大革命，在其後数十年中并没有改变法国政治中的专制独裁倾向。当中国在未来某一年发生了大变革，从“一党专政”变成多党政治的国家後，中国“国家体质”的改善虽有保证，但法治的健全、良好的议会政治、市场经济的规范化仍然需要一步一步确立。军队的国家化可以随着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建立，但军力的提高并不能在短时期内实现。民主的中国会与美国有良好关系，但面对钓鱼岛和东海争端，日本不会自然地与民主的中国消除领土和东海争端。
今日专制的中国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这是天真和无知。人际关系有和谐。“国家”不是“人”，国际关系不是人际关系。除了一些地区性国际关系外，一般国与国之间不会有什么“和谐世界”。国际社会的第一目标是“和平”而不是“和谐”。
21世纪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建设民主、统一、富强、文明的中国。按照国家发展战略的三个层次，实现这一目标的三个层次是：

第一，在如何改善和提升国家的体质方面，中国要向许多欧美国家学习，如学习美国的长处（民主、法治、联邦制），避免“金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从儿童保护、教育文化、社区建设、国土规划、环境保护、救灾防灾等各个方面改善中国体质；以民主法治保持国家长期的“动态稳定”，以联邦制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和克服民族地区分离主义。

第二，对外关系的战略考虑和有关地缘政治方面，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东部”，中国需要继续“东进”。中美友好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走向民主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对日益强化海上军力的近邻日本，中国有必要发展压倒日本的海上军力，同时，与日本和平解决钓鱼岛和东海争端，与东南亚国家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与俄国协商租借海参崴部分港湾，把“西部开发”与“东部海洋开发”结合起来。

第三，开辟什么样的新产业或新发展领域方面，中国要把实现“农牧业全面机械化”与进一步“城市化”结合起来；同时推进“能源科技创新”与“信息技术革命”；

21世纪的中国要抛弃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不过高估计自己。中国在民主化後，不需要、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儒家文明不是“强权文明”，而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多种文明的桥梁。在国际事务上，能成为维护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就是了不起的目标。中国的战略目标，首先是实现中国民主，“改善中国的国家体质”。刘亚洲在《西部论》中说得好“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只能是和平民主崛起。
（写于2010-8）

(政治十年一变（东部论）全文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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