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社交媒体2017年4月贴出新疆和田洛浦县某教育培训中心在押人员照片。

  

 © 新疆司法厅微信公众号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该国西北部新疆地区对突厥裔穆斯林实施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行动。

这份117页的报告,《“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以新证据说明中国政府正进行大规模任意拘押、酷刑和不当对待,并日益加强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新疆各地1,300万突厥裔穆斯林居民遭受强迫性的政治思想灌输、连坐处罚、限制迁徙通信、日益限缩宗教自由以及群众监控等违反国际人权法的待遇。

“中国政府正在新疆实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人权侵犯,”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新疆的镇压行动考验著联合国和相关国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能否为阻止人权侵犯而实施制裁。”

该报告内容主要根据对58位新疆前居民的访谈,包括5位曾被拘押人员和38位在押人员家属。其中19位受访者是在最近一年半以内离开新疆。

中国政府从2014年开始在新疆实施“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2016年底,陈全国由西藏自治区调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镇压措施更急剧升级。

此后,当局持续扩大对群众的任意拘押,包括利用看守所、监狱等正式设施,以及缺乏法律依据的教育转化班(亦即“政治教育营”或“政治再教育营”)。据可靠估计,突厥裔穆斯林高达一百万人遭关押,被迫学汉语、唱红歌、背诵主要针对突厥裔穆斯林的法规。凡有抗拒皆以“学习”不合格为由加以处罚。

教育转化班在押人士均未经任何正当程序──也未经起诉审判──即遭拘押,无法会见律师或家属。他们被捕的原因包括:与海外联系,特别是“26个敏感国家”;使用WhatsApp等外国通讯软件;和平表达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等等。这些行为均不构成犯罪。

一位被关在教育转化班数月的男性受访者说:“我曾问[当局]可否请律师,他们说‘不行。你没有被定罪,不需要律师。你没什么需要辩护的。你现在是在教育转化班,唯一该做的就是学习。’”

在拘押场所之外,突厥裔穆斯林的私生活也受到中国新疆当局严密监控,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感受和在押人士没两样。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行政措施、检查岗哨和护照管制等多管齐下的任意限制。他们必须接受无止尽的政治思想灌输,包括强迫参加升旗典礼、学习会、批斗会或上“夜校”学汉语。宗教活动受到当局空前严格的限制,伊斯兰教在新疆几乎无异于非法宗教。

当局也对新疆居民进行广泛持续性的监控,并且鼓励民众互相监视。当局部署高科技群众监控系统,包括利用二维条码、生物特征数据人工智能、手机间谍软件和大数据。官方还动员逾百万干部和警员监控人民,指派他们定期寄住民众家中,执行侵入性监控措施

“严打行动”并加强管制护照和出入境,使许多成员分布海内外的家庭受到突如其来的冲击。有些儿童被困在某个国家,和父母失联。当局严禁突厥裔穆斯林与海外人士联系。有些居留海外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遭当局施压返回中国,另有些人被要求提供他们在国外生活的详细私人信息。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ERD)今年8月中旬审查中国情况后,形容新疆是“无人权地区”。中国代表团否认这种说法及其对教育转化班的描述,将相关机构称为“职业教育中心”

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显然不认为它将为新疆的暴虐行动承担严重的政治成本,部分原因是中国在联合国体系的影响力。既然新疆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已经证据确凿,各国政府理应著手采取一系列多边和单边行动,并应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采取联合行动,共同收集和评估新疆侵权事证,并对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及其他应负责的高级官员实施针对性制裁。

“家庭被拆散,挚爱亲人失联的苦痛,与北京声称突厥裔穆斯林’幸福’、’感恩’的说法大南辕北辙,” 理查森说。“若不能迅速施压阻止人权侵犯,北京将更加胆大妄为。”

证言选摘

为保护受访者安全,所有姓名和可资识别身分的信息均予保留。所有在押人员姓名皆为化名。

关于教育转化班:

没有人能自由行动,因为他们用摄像头监视著你,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用扩音器告诉你,现在休息几分钟。它也会告诉你何时下课活动…我们随时被监视,连上厠所也不例外。在教育转化班里面,我们成天都感到紧张。
──鲁斯丹,曾在教育转化班被拘押数月,2018年5月访谈

我不服从他们的规定…他们就把我关进一间很狭小的禁闭室…大约2公尺乘2公尺的空间,不给我吃的喝的,双手反铐在背后,而且叫我罚站24小时不能睡觉。
──努尔,曾被拘押在教育转化班,2018年3月访谈

新疆的日常生活监控:

总共有五个官员…轮流[到家里]监视我们。他们必须记录对我所做的调查…在照片里,他们[和我]一起读政治宣传材料,或是我在床上调整枕头位置,准备让他们过夜;或他们躺在沙发上。
──艾努尔,2017年离开新疆的妇人,2018年5月访谈

2017年初开始,官员每周要来访两次。有些人甚至在家里过夜。当局先派人过来,登记名单,给你分配新的“亲人”…[这些官方指派的“亲人”]会跟我的儿子、孙子们谈话,他们还拍照片,他们会在餐桌坐下,他们问:“你的丈夫在哪里,他去哪里了?”我真的好害怕,但我假装忙著照顾孙子。我担心自己可能会说溜嘴,告诉他们我丈夫去[国外]了。我只好装聋作哑。
──艾依娜古,52岁,2017年离开新疆,一个儿子在教育转化班,2018年5月访谈

“严打行动”的国际影响:

起初,村子派出所来电话,后来是某个上级公安局来电话。他们隐藏来电号码──他们没有显示电话是从哪里打过来的。…公安对我说,“你要是不回来,我们会去抓你。”
──达斯坦,44岁,住中国境外,妻子在教育转化班,2018年5月访谈

他们暗示,就算你在外国,他们也可以“处理”你。…我很害怕…我没有加入恐怖分子或任何反华组织。我从来没有参加示威活动。我身上没有带著东突厥斯坦的旗帜。我在中国没有任何犯罪纪录…他们为什么[对我]做这种事?
──穆拉特,37岁学生,住中国境外,有一个姊妹在教育转化班,2018年6月访谈

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09/09/32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