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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最近,美国一些中国通在各种渠道发言,表示对习近平的失望与批评,评论之尖锐,仅与邓小平六四屠城之后的那段时期相仿佛。他们的评述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其观点有何新颖之处(一些中国学者更早以前有过更深刻的论述),而在于其态度之转变,这些中国通学者被称为“拥抱熊猫派”,一直主张通过“接触、影响”来构造美中关系,以促成中国向民主化迈进,是主张中美战略同盟的主要支持者。
“拥抱熊猫派”的中国期望落空
说来有趣,这些中国通所论及的问题在中国早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习近平接管时中国就是个烂摊子,但那时这些“烂”不仅被忽视,还有人忙着勾画中国的“和平崛起”。区别在于,习近平与前任不同,不仅没有按照2012年访美之前美国亲北京力量对他的期望施政,反而表现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强烈排斥与敌意,让不少“中国通”深感失望。
这一轮批评公开浮出水面始于今年1月。1月29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 (Michael Auslin)的文章《中共步入黄昏》。文中提到,一位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在一次外交官的私人聚会上说:“我无法给你它垮台的确切时间,但是中共已经踏入迟暮之年。”2月中旬,孔杰荣教授在美中关系正常化40年演讲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执政固执缺乏灵活性,并对其治下的人权状况十分不满,他希望中国最终能实现他所理解的真正的法治:限制政府权力,减少酷刑、任意行为和审查制度。
各种评论当中,以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国行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为代表。该文罗列了五个因素,资本外逃与富豪移民;加强控制舆论、打压政治异议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者;人心离散;弥漫于政府、军队中的腐败;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问题且没有出路。五因素当中的前四个因素在十年前就已出现,经济危机征兆则从2009年开始浮出水面,唯一的新因素是“打击党内对手”,也就是说,沈大伟教授认为,党内高层的斗争可能招致中共崩溃。与他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哈佛大学的马若德,即中国人熟知的麦克夸法尔,他也认为习近平强力反腐会危及政权稳定。
反腐导致官不聊生,但并非导致政权不稳定因素
上述表述如果止于反腐导致习近平在高层陷入孤立,那倒完全成立。习近平高调反腐,颠覆了胡锦涛时期那种由家国一体利益输送管道支撑的利益格局;在全球展开的猎狐行动则断绝了官员们在海外的后路,将这些人圈在国内,与中共这条大船共存亡。这种高压态势,与胡温时代官场夜夜灯红酒绿,美人在抱,日进万金的黄金岁月相比,习王治下当真有点官不聊生,于是他们都怀念胡锦涛对官员们的宽仁体恤了。
但官员对“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忧虑,毕竟与盼中共垮台完全不是一种情绪。官员们都很清楚中国老百姓的仇官仇富情绪,也知道他们因腐败被党内清除的概率最多不超过5%,而中共垮台后被民众清算的概率可是高达100%。因此,官员们只是希望赶快结束反腐,大家不再提心吊胆,继续安心当官。
中国通们接触的主要是官员及知识精英,官员们对反腐的不满会通过交谈传递给他们;但“拥抱熊猫派”对习近平的失望,其实也不缘于对反腐的担心,而是缘于习近平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强烈排斥。习近平当政之后,毫不犹豫地打压言论、控制互联网,抓捕温和的政治反对者;最近还正式宣布,将加强对外国在华6千多家NGO的管理。通过这些政治举措,习近平日益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他想建成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威权统治+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阻断中国与外部的政治文化交流,只进行经济交流商贸来往。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近批评习近平不懂何谓“软实力”。从西方角度看,他这一批评无疑很正确,但他不了解的是,习近平根本不想奉行西方的软实力标准,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溃而不崩”之局将长期维持
早在2004年,我就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中指出,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是: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行为规范的道德伦理;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这是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除了第四点与制度有关,可以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者是长期的生存要素,甚至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这些年来,中共拒不政治改革,透支中国的未来,支撑一党专制;而民众因缺乏自组织能力,有如一盘散沙,无法与中共这块巨大的顽石抗争,因而中共短期内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即生存环境会一天比一天更为溃烂,但却不会崩溃。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依靠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对人民实施全面控制;经邓小平改革之后,主要依靠利益维系,因此现在中共社会基础之强弱,主要视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多少及其财政汲取能力强弱而定,而不是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的价值观。这种利益结构导致变革成本发生变化,摧毁它的代价将比修补大得多。无论是政治、经济精英,还是知识精英与中产阶层,都很明白,维持并修补现存结构是成本最小的选择;但如何修补,各类精英的看法有不同。各级政治利益集团成员与中共政权当然是荣损与共的关系;经济精英当中不少脚踩两只船,这两年海外投资扩张(2014年中国海外投资140亿美元),就是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加以研判的结果,因此,他们虽然是中共的坚定支持力量,但并非生死与共者;知识分子当中虽然有不少人具有关心民瘼的家国情怀,但大多数人既无移民外国之财力,也无在政权鼎革之际自保的武力,基本都会选择支持现政权,但他们会因要求中共放宽言禁,给予一定的出版言论自由、实行更开明的政治而与当局发生龃龉。
《中共步入黄昏》中称,有美国外交官认为,中国未来变革的希望在底层。这一看法只有部分基于现实。在数量高达数亿的社会底层中,总会有一些人对民主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并愿意身体力行,但这些人的数量据说在全国加总也就20万之众(前几年有项调查,根据微博上关心政治的人数推算得出),但如果考察这些人在其周围人群的动员能力,很难判定这些“火种”何时才能形成燎原之势。
事实很无情:更多的底层认同“有奶就是娘”的原则。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必须依赖中共生存,比如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才能生存下去的边疆地区(新疆与西藏除外)的贫困人口,其中包括连日常生活用度及饮水都需要依赖政府供给的1.5亿生态难民。那些每年不断增加的失业大学生,有不少也需要依靠政府提供的网评员(五毛)工作生存。还有那占人口15%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这些人最担心的就是退休金与中共政权一道完蛋。对上述这些人来说,民主很遥远,面包很现实。澳门大学陈定定为反驳沈大伟而发表《对不起了美国,中国不会崩溃》,文中对中国现状及前景估计虽然过于乐观,但有一个判断却接近事实,即 “只要中国政府在处理腐败、环境污染和不平等问题上工作做得不错”,中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愿望就会迅速消褪。”说得挖苦一点,只要习近平能够继续找到草料,中国这座动物农庄的羊群还会不断地继续哼唱“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并将“两条腿”的动物,即追求民主自由的人,视为异类。
正如我以前所言,一个政权的崩溃需要内部统治危机(政变、财政危机)、官民势同水火、有杀伤力的暴力反抗不断发生、外敌入侵等四个因素一齐发作。目前,“外部势力”这一外敌其实只是虚拟,政变的概率很小,财政危机还只表现在地方政府一级,属于可控级别;小规模的反抗虽然时时发生,但不足以撼动中共政权。上述因素使得中共不可能强大,但在它们没有一齐达到临界点之前,中国将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继续维持“溃而不崩”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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